康熙，作为清朝的创业之主，是康雍乾盛世的奠基人，清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。康熙自幼丧父（一说顺治出家），少年登基，凭借自己的能力，一步一步杀鳌拜、诛吴三桂、收台湾、平准噶尔，确立了自己的权威。就是放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看，康熙也是难得一遇的明君。
康熙五十一年的时候，由于仍有大批“反清复明”分子存在，为了争取百姓对清政权的支持，康熙下令以当年的人口数为基准，确定一个人头税的税额，未来新增的人口不再征收税赋（“盛世滋生人丁，永不加赋”）。
“永不加赋”意思是说，如果一个家庭本身只有一个壮丁，现在再增添一个的话，新增的壮丁就不用再缴纳人头税。这本是有利于民的举措，由于新增人口不加税赋，清朝人口开始剧烈增长，到乾隆年间全国人口已经是康熙朝的十倍，同时这项措施确实起到了瓦解反清复明力量的作用。
但是，如果一个家庭壮丁减少了的话，就需要摊派到其他家庭头上，而如何进行摊派，则由当地官员决定，这就给官员寻租腐败提供了空间。
另一方面，人口剧增之下，地方的财政支出必然增加，但财政收入却固定不变，于是官员们在固定的税赋之外，还以各种名义征收费用截留地方，对中央则称是运输过程中的损耗。这又给地方官僚腐败提供了土壤。
到雍正一朝时，情况更为严重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雍正在不能违背“祖训”，又要兼顾地方的情况下，将人头税并入了土地税之中，同时将官员征收的税费合法化，称为“摊丁入亩”和“火耗归公”，将合法化的这些民脂民膏作为官员的“养廉银”。
这种做法看似解决了问题，然而，事实证明那个时候所谓“高薪养廉”只是一个笑话，地方官员的灰色收入合法化后，只会再去寻找新的灰色收入，结果老百姓的税赋只是暂时减轻，随着各种名目的税费并入土地税，人们的负担反而越来越高。
同时，清政府从老百姓身上征收的税只有一小部分上缴中央，很大部分都留在了地方政府手上。以至于清末甲午战争之时，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6000万两白银，是日本的2倍，而当时中国人口已有日本的6倍之多。这给清政府造成了两大祸患，一方面是中央财政本就赤字，还要拨出一大部分给慈禧修园子，军费支出几乎为零；另一方面是地方势力日益膨胀，形成了“尾大不掉”，中央难以指挥地方的情形。清朝末年清政府腐化没落，皆出于此。
笔者认为，康熙“永不加赋”本来是一个与民休息、提升国力的好举措，但最后造成了不良后果，错就错在这个“永”字上。有句号说得好，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，将符合当时社会情况的举措强加在子孙后代身上，可能与自己的初衷南辕北辙。
如果康熙有大智慧，完全可以规定坚持不加赋税100年不动摇，也可以取得同样的效果，而且后人还能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进行改革。而康熙用“永不加赋”这样的词汇，自己是得到了百姓称赞，却使后来的清朝皇帝们处处掣肘，即便已经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，也不敢违背“圣祖皇帝的祖训”而推行改革。同时地方官员们对此阳奉阴违，最终反而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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